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hkdxs☆cc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hkdxs☆cc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hkdxs☆cc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hkdxs☆cc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hkdxs☆cc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hkdxs☆cc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hkdxs☆cc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hkdxs☆cc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hkdxs☆cc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hkdxs☆cc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hkdxs☆cc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hkdxs☆cc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hkdxs☆cc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hkdxs☆cc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hkdxs☆cc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hkdxs☆cc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hkdxs☆cc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hkdxs☆cc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