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虽然可以理解，然而在斯时斯景之下，却诚为不智之举，以至千载之后，四库馆臣在《龟山集》的提要处对此亦不免讥之为：“又于靖康之时，首以诚意进言”，[32]“未免少迂”，而在当时，杨时因学派之私而置朝局于不顾的举动，更是引起了当时朝议清流以及太学生们的一致反弹，以至于不得不狼狈去职，挂冠而去bqgbai♟cc
然而从客观上讲，杨时的这一次发难，却是使得统治者意识到了洛学是除开王氏新学之外的一大可资选择的资源，是以在宋室南迁、高宗继位，刻意要与前代划清界限的时候，洛学的大兴，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bqgbai♟cc
（二）批驳荆公新学
宋室南渡之后，高宗即位，面对汴京失陷，国土沦亡的局面，急需理清前朝政治败局的责任所在，但对于高宗而言，他却绝不敢将责任推到已然蒙尘漠北的徽钦二帝头上，更何况，是时蔡京等暄赫一时的当国权臣，也已然成为了朝野公认的误国权奸，是以高宗皇帝顺理成章地将靖康国难的责任，尽数推到蔡京一党头上，而在数十年来，一直被蔡京等人扯为护身大旗的王氏新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酿成北宋末年政治败局的替罪羔羊bqgbai♟cc
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当时的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氏新学，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bqgbai♟cc”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bqgbai♟cc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bqgbai♟cc”[33]
高宗在这里给王安石之学下了一个“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其实恰恰是杨时在靖康元年的《上渊圣皇帝书》之中所着力阐述的bqgbai♟cc
借着高宗将靖康之变归罪于新学的同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洛学，也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bqgbai♟cc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诏将杨时“召还朝bqgbai♟cc未至而又召（谯）定bqgbai♟cc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bqgbai♟cc[34]一时之间，造成了洛学中人，群聚庙堂的景象，而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诏赠程颐龙图阁直学士，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标志着洛学在遭遇了自元祐以来数十年的打压之后，终于有了走向庙堂的机遇与可能bqgbai♟cc
然而王氏新学成为宋室的官学已有数十年光景，虽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