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链条之中，杨时认为“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21]bqgbai♟cc
以“正心诚意”作为君王治道的根本，这也是杨时一贯的思路，他曾多处表达过相同的意思，自然，杨时站在洛学传人的立场，对于“正心诚意”，也自是加以了理学理论体系之内的诠释bqgbai♟cc他曾言：“季常在京时，尝问正心诚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与之言：‘后世自是无人能正得心，若能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在他看来，“正心诚意”“此须是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于喜怒哀乐即发之后，能得所谓和”[22]，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致中和，自然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23]
在杨时看来，他的这种君王治道的构想，是对于以往荆公新学的一种拔乱反正bqgbai♟cc他认为王安石的治道思想是自恃“聪明有以胜人然后可以制人而止其乱”[24]，然而杨时认为这样将会导致“若怀其胜心，而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为正……又固执之以不移，此机巧变诈之所由生也”[25]，所以真正符合圣人之道的君王治道，应该是通过“正心诚意”，来体认天理，进而“存天理，去胜心”，从而达到“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26]的境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bqgbai♟cc
在杨时的话语体系当中，君王本着“正心诚意”而体认天理，不但是达到修齐治平目的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惟一途径，他认为“朝廷做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bqgbai♟cc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bqgbai♟cc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27]bqgbai♟cc是以他在《上渊圣皇帝书》中说：“臣窃谓君臣相以之际，当以诚意为主”[28]，认为只要钦宗皇帝能够本着正心诚意，自然便可以应付眼前的难关，甚至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而与此同时，他在上钦宗皇帝的另一折奏书之中，更是直接对于王安石之学大加鞭挞，甚至于将蔡京一党窃居朝政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都归罪到王安石的头上，声称：“（蔡）京得以肆意妄为，而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29]，是以要求钦宗皇帝执行“正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30]等种种激烈的举动，以“使淫辞不为学者之惑”[31]bqgbai♟cc
在外患当前，赵宋皇朝已然朝不保夕之际，杨时却仍然执着于学术之辨，其急于为长期被压制的洛学争取到官方承认之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