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
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
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
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
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当然，除此之外，围绕范仲淹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
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
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一番回忆过后，陆垚只觉得，这庆历新政的失败是注定的，这当中除了触犯道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之外，更多的，还是跟范仲淹本身的为人，以及改革措施不上不下的深度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要说起北宋的变法，也就属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有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