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
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
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
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
嘉佑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回忆至此，陆垚直接找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
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