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自待者常过，而以其所贱者事君亲也”[37]，在他看来，此举不啻于离经叛道的举动，将导致“离内外，判心迹，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38]bqgbai♟cc
杨时认为，“高明”与“中庸”二者本应是体用关系，不可截然而分，是所谓：“高明即中庸也bqgbai♟cc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也bqgbai♟cc”[39]“极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则贤智者过之也；道中庸而不极乎高明，则愚不肖者之不及也bqgbai♟cc世儒以高明、中庸析为二致，非知中庸也bqgbai♟cc”[40]
杨时的这一看法，虽然后世的朱熹也不尽认同，认为：“《或问》中以杨氏所讥王氏之说为非是bqgbai♟cc柄窃以高明与中庸虽非二物，然细分之，亦不为无别……王氏判而为二固非矣，而杨氏又浑然无所区别，则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实也bqgbai♟cc”然而在当时这一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批驳却极具影响，连是时高宗皇帝在与秦桧等大臣谈论时也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41]bqgbai♟cc可见高宗皇帝也受到了杨时学说的影响bqgbai♟cc
自然，对于杨时对荆公新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并不可以视为纯粹的学术之争bqgbai♟cc自王安石变法而引起了“新旧党争”以来，北宋朝堂上新党与旧党的相互攻讦便无日无之，甚至可以说“新旧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bqgbai♟cc洛学作为站在旧党立场之上的学派，其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渊源有自，早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二程就已然与王安石有过类似的交锋bqgbai♟cc
由王安石一手创建的新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以及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在北宋中后期的学术界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其影响远在与其同时的洛学、蜀学、朔学之上bqgbai♟cc荆公新学在学术之上的建树亦难以抹煞，其重视礼学、推尊《孟子》，以及在解经之时注重文字训诂方法等方面，都对于当时的学术风潮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北宋中后期社会各种学派思潮在建构各自的学术体系的时候，都难以逃得开荆公新学这一语境的笼罩bqgbai♟cc
然而荆公学说产生于政见纷争之际，这也就注定了它绝不是作为纯粹的学术体系而存在的，荆公新学为了肩负给熙宁新法提供理论基础的这一使命，使得其在许多地方不得不强自为文，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在先天上就有许多不周之处，而在王安石身后，站在荆公新学立场的所谓新党党人，更多地只注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