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专门谈恋爱玩的。”
说到这里，黄静萍在他身上轻轻打了一下“我跟你说王金菊呢，这么扯到林慧身上去了？”。
“怪我，你接着说。”但凡逛过论坛的，谁不会歪个楼呢。
“年前看到我的时候，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她进的那个服装厂，一进厂大门，就被没收了身份证，还签了一份合同，然后吃住都在厂里，一周七天，平均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才有一次打电话的机会，而且旁边有人监督着，差不多半年后，才联系上了一些附近的老乡和同学，把她们抢了出来，做牛做马的半年，结果工资一分没拿到手。”
在冯一平听来，这样的事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这几年，好多被社会赋予了“农民工”称号的，内地去沿海打工的姑娘小伙子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说白了，和后来的“黑砖窑”性质差不多，只不过工作地点不在郊区野外，而是在各个开发区里，工作环境，也比砖窑里好一些，但工作强度应该不相上下。
至于说维权什么的，他们哪里有那个时间精力和渠道，更没那个钱，况且，进厂时签的那份合同，肯定是对厂方有利的，打官司都不一定打的赢，只能当吃一堑长一智。
要知道，即使是再过十多年的时候，连总理都亲自过问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你想想，这个问题得有多大？
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说那些无良的老板和厂家，送他们出去的各职业学校也没尽到职责，给学生找了一个工作后，就算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完成了承诺，别提还有跟踪服务什么的，可能送出去的学生，在他们找的接收的那个厂，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就觉得不满意，辞职后自己出去找路子，然后就一头撞进了这些黑工厂里。
父母也没尽到责任，山沟沟里的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外出打工的，给家里带回了多少钱，没有想到其中的艰辛，他们也没有想到在同一片蓝天下，会有那么多没下限的，专门针对这些涉世未深，没有半点背景的年轻人的各种坑。
至于政府，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他们则是完全缺位，当然，他们也关心，不过他们只关心那些在外打工的人，寄回来了多少钱，一年下来，让辖下的银行，增加了多少存款而已，即便是在二十年后，也没有多少经济主要靠劳务输出的各级政府，真正建立了切实有效的外出务工人员档案。
所以他只“哦，”了一声。
黄静萍很不满意他的态度，“你怎么这样啊，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王金菊瘦的我都有些不敢认，好像老了几岁一样！”
“恩，那我们想办法帮帮她吧。”
黄静萍有些不好意思，小声说，“我已经跟她说了，说能让她到便利店工作，你不会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