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而西人得疫，则谓有虫，不谓有神，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此乃中西医道之大不同也。”
“而今皇上命臣以西法诊病，臣亦也只能断其形而不能诊其气，中医所谓‘经络’之说，臣实也不以为然。”
立在一旁的张诚忍不住道，
“我中国医籍，皆乃秦汉三代所传，内难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迥非西医所及，罗马医士如何能不以为然？”
范礼安深知在大明生存不能得罪太监的道理，于是立时作揖道，
“臣以为，医者不明脏腑，杀人相踵，中国医籍所载之脏腑长短大小轻重之说，应是无疑，然罗马医者剖髅验视，拆影洗涤，既而言之凿凿，著有成书，按谱可寻，亦非无据。”
“大约中国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罗马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也。”
“臣考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脏腑，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
范礼安面容平和，神色恭敬，朱翊钧反倒觉得他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能为了传播一种宗教而去学习和接受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是一件多么虔诚而伟大的事啊。
晚清的科学教徒们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中浸淫了近一百年，都仍然将西方人当作敌对的“蛮夷”。
科学再先进，他们骨子里仍是轻蔑的，哪像范礼安，仅仅抱有一丝向大明天子传教的希望，他都能一往无前地把西方的解剖学和中医的气化经脉相比较。
这种谦卑简直使朱翊钧感到羞愧，因为他知道仅仅不到一百年之后，西方的解剖学孵化出了现代医学，而中医的经络仍然只是古籍中看不见摸不着的阴阳五行、十干配脏腑、配本草药性。
“范卿所言，鞭辟入里。”
朱翊钧微微笑道，
“然不知罗马医者解剖肺腑，言之凿凿，又著有何书？”
范礼安奉上一本因得召诊病而事先携带在身的西洋医书，
“罗马有医者名维萨里者，尝于嘉靖二十二年出版所著《人体构造》七卷，此书书中所画，皆乃人生生之所以然及脏腑真形。”
朱翊钧见书即笑道，
“甚好。”
张诚赶忙上前从范礼安手中接过书册。
朱翊钧又问道，
“不知这维萨里如今可还安在？能否远渡重洋，来我大明宫中任职？”
范礼安淡笑道，
“维萨里已于嘉靖四十三年逝于去耶路撒冷的朝圣途中，他曾被佛郎机国王查理五世任职为皇家御医，倘或他还在人世，一定不会拒绝皇上的好意。”
朱翊钧笑了一笑，
“朕知道他，上回读你呈上来的奏疏，这佛郎机国的查理第五王，便是出资麦哲伦船队，令其环行九州四海之人。”
朱翊钧说到此处，加上了另一个关于万历朝西方医学发展程度的关键问题，
“但不知如此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