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其实是挂了一幅大大的辽东局势图的，不过杨涟说话的时候就只有孙传庭一个人回头去看。孙传庭发现，杨涟巡过的地方可以连成一条西北走向的线。沿着这条线往上的下一个点正好是沈阳。
一个月巡辽一次是杨涟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但他的路线从来不是固定的，基本是他想到哪儿就去哪儿。他会在去下一个地方之前，给辽阳和行辕发送自己的目的地，以方便熊、袁联系自己。
因为在镇江收到了袁应泰的转发的兵部函，杨涟就给自己规划了一条先巡边镇，再巡行内地的路线。
“边镇、内地”的相对情况是随着熊廷弼规划的战略而不断变动的。
熊廷弼奉神宗召进京但未入辽时设想或者说空想的战略，是在清河、抚顺、三岔儿堡、柴河、叆阳、镇江、三岔河，金复，辽阳等处驻军，用兵十八万，行“守、复、战”三步走的路线。但到了辽东之后，频发的糟糕状况直接敲碎了他的这个构想。
兵部调兵，户部调饷不力是迫使熊廷弼调整战略的最主要的原因。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赴辽，但直到泰昌元年春，纸面上的十八万兵还差着近三万。兵饷也是新君即位之后才想法子给他弄齐全的。至于粮秣、食盐、武器、火药、甲胄、服装等战备物资，袁应泰就从没向他报过一个“齐”字。
因为这些事情，从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到神宗皇帝驾崩的这一年之间，熊廷弼不止一次上疏大骂兵、户两部。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熊廷弼更是点名大骂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说他们身负兵饷重担，却只想着保全自己，不肯为皇上拼死力争，紧干办事。后来黄嘉善下台，他又追着崔景荣的屁股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汝华才会在新君临朝时候一再重申辽东缺饷，天下不堪重负，请皇上不要再让户部掏钱修皇极殿了。
骂朝臣不算，熊廷弼甚至连皇帝都骂了。四十八年五月，患病吐血的熊廷弼委屈之情油然而起，竟然上疏批评“皇上深居静摄，禁不闻声”，甚至“无人臣礼”地问“朝臣要辽东否？皇上要辽东否？”
熊廷弼在骂人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调整之后的战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龟缩”。具体来讲便是“并沈归辽，声援南卫”。
“并沈归辽”自不必说，在抓住努尔哈赤进攻叶赫部的时机稳固沈阳之后，“并沈归辽”自动结束，沈阳成为必守之重镇。而“声援南卫”，却一直持续着。
所谓“声援南卫”，实际上是“放弃南卫”，也就是不派兵驻守清河、叆阳、宽奠、永奠等山形险易、居民稀稠、给养难至、孤悬东北的边堡。龟缩防守镇江到沈阳，以及沈阳到广宁这一带。
疏称：自展宽、永各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