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资格成为红星制药厂的正式职工。”
本想以曲线救国的策略为方新民解决招工入职问题，但方翰民的态度如此坚决，这让老侯无话可说了，他只好站起身来，在离开厂长办公室之前，悻悻地说了一句，“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
几天以后，老家收到方翰民的来信，信中除了通报方新民的考试成绩，还解释了未被红星制药厂录用的原因。
虽然一家人都很沮丧，但信中说得很清楚，文化考试成绩是硬指标，方新民的成绩差得太远，无论父母还是方新民本人，都得接受这个现实。
在信的末尾，方翰民提了一句，“厂里最近还要招聘一批临时工，不过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比较累，而且工资比正式职工低，不知新民是否愿意来厂做临时工？”
听到这个消息，老母亲徐丽华的脸色马上拨云见日，“新民，快给你哥回信，就说你愿意去他们厂里做临时工。”
“可是，我哥说得很清楚，临时工不仅环境艰苦，工作累，而且工资又低，我觉得没啥意思。”别看生长在农村，方新民不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
“那只是开始，过段时间就好了，翰民当初不也是临时工吗？现在不仅转成了正式职工，还当了领导！”徐丽华喜形于色地说。
听到这里，一直沉默不语的方燮成忍不住怼了一句，“别想好事了！翰民是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又好，新民勉强算个初中生，招工考试都没通过，他俩能比吗？”
徐丽华没有泄气，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又怎样？即使一直做临时工，收入也比在老家种地挣得多。”
“不要只想挣钱多，咱俩年龄都大了，你想没想过，如果新民不在家，老家这些农活谁来干？”方燮成没好气地提醒道。
徐丽华似乎早就考虑过这种问题，“你呀，目光就是短浅，你是装着没看见，还是真没看见？从去年开始，主要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好多家庭都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只有像咱们这种害怕花钱的家庭，还在用人工播种和收割，如果新民进城去做临时工，以后咱们也可以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就用不着你干农活了，你怕啥？”
“说得轻巧，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需要花钱！你以为咱们家很有钱吗？”
“正是因为家里穷，才需要新民去做临时工挣钱！我觉得这也是翰民的意思。”
要是方新民被招为红星制药厂的正式合同工，老方自然乐见其成，现在让新民去做临时工，不仅家里少了个主要劳动力，而且挣钱不多，方燮成认为意义不大，所以，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有些消极。但是，徐丽华的态度非常积极，老方也提不出更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他只好把决定权交给方新民，“老二，去不去做临时工，你自己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