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被这样威胁早就已经叫律师了。
从威慑力来看，FBI要比洛杉矶警局大很多。
塞维罗·尤利轻叹了一声，“2018年，我被派到中东地区从事生化武器的研究。
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实验对象就是在当地抓捕的恐分，实验手段虽然残忍，但确实突破了一些技术枷锁，成绩斐然。
2020年，我就感觉到身体不适，虽然当时还没有确诊，但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了，所以我申请返回国内治病。
回到国内不久，我就被确诊了亚戈拉病症。
我查到这种病症全球也不过只有数例，从病发到死亡只有3到4年的时间，而且因为病例太少，医疗机构对这种病症所知甚少，根本没有治疗亚戈拉病症的药物。
我不想死。
我找了几家药厂，想请他们研发病症相关的治疗药物，我知道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得这个病的人太少了，用药的人更少，而研发药物的经费又太贵，他们不要说赚钱了，甚至收不回成本，所以他们变相的向我宣判了死刑。
我不想死，我只能自救。
但自救谈何容易，我是生化病毒武器专家，但并不是研发药物的专家，面对这个病症，我束手无策，只能用其他的办法自救。”
琳恩·布洛瓦问道，“你自救的方式就是制造恐袭。”
“是的，这是我最擅长的，那些医药公司不是觉得得这种病症的人少吗？那我就多制造一些，这样他们就有研发治疗药物的动力，就算他们不愿意，政府也会逼着他们研发。
而且我还了解到，有少部分人群对引发这种病症的病毒免疫，如果可以获得那个人的血液和骨髓，就有机会研制出特效治疗药物。
我知道这个计划很难成功，但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你和塔帕尼·里根是怎么认识的？”
“在中东认识的，他所在的小队给我们做过护卫，我们那时候聊的还不错。
我回到美利坚不久，他也退役了。
他同样是个倒霉蛋，并不比我幸运多少。我是人快死了，他是心快死了。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流浪汉，我请他喝酒，聊天比惨，我能感受到他对政府、社会的敌视情绪。
所以我就把他拉进了恐分组织。
这个倒霉蛋的想法就是要干掉奸夫，我帮他办到了，如果上帝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想他会很高兴。”
琳恩·布洛瓦问道，“你是怎么跟中东恐分搞在一起的？”
“制作生化武器需要资金，实验室，原材料，光靠我一个人是搞不定的，而且，我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制造生化袭击的借口，所以我才会跟中东恐分合作，他们想救出恐分头目L338，而我只是单纯的想制造生化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