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前进，自助餐厅的热闹逐渐变得更加充实，从拐角处来往的客流量也从半分钟一个变成了一分钟七八个。
走向用餐区的客人兴致勃勃的端着盛满美味佳肴的餐盘，去往取餐区的也脚步急促，很是向往。
“我还有三个问题。”邵梓用手势比了一个三的数字，“第一个，是你父亲所说的‘征兆’——那是个什么东西？二是你父亲的信，它现在在什么地方。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遗物，这个遗物究竟是什么？你所做的交易中，是要把它放在哪里？”
早在刚进韦若薇预定的酒店时，他们就把整个房间检查了一遍。
韦若薇并没有带大型的行李，无论时间前后的哪一刻都不是如此。
从远来看，她出门时楼道上的监控拍下的内容显示，她身边并没有携带行李箱一类的巨大重物。
从近里瞧，酒店房间里空空荡荡的现状仍然能很轻易的被记起，而辅助判断的另一边则是她现在只身一人坐在餐桌旁，只在沙发椅边上放着自己小巧玲珑的名牌包。
“征兆的内容很简单。”韦若薇也如实相告，“就是发在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其实我哥和嫂子，我丈夫，甚至我十七岁的侄子都收到了那样的一条短信，只有一个等号，标点符号里的那个‘’。但只有我和我哥知道这件事，父亲的信在我的手上，所以由我向那个号码回复了酒店的地址和房号，以及交接的时间——这就是信里交代的内容。”
“那信呢？”
韦若薇低了低头，神情似乎有些变化：“其实，本来按照我父亲的嘱咐，我应该在征兆以后拆开那封信，然后再在完成以后把信的内容部分完全烧掉。但我没有照办，信还在我手上——即使是在他惨死以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人是这样无所不能的。我觉得他只是被骗了。”
韦高驰的恐惧对韦若薇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完全。韦若薇始终是一名独立自信的成功女性，虽然多年来一直被潜移默化的灌输着恐惧，在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同样有些胆战心惊，但自己仍然秉持着一种反抗的意念。
“但你提前做了录音装置的伪装。”邵梓提醒她。
“是的”韦若薇低声道，“但这更多的是因为我父亲最近的状态确实太过可疑。我们本来已经很少交流，特别是在我女儿上小学以后，但他却在最近经常性的给我打电话，以关心外孙女的理由——但总是不断不断的嘱咐我不要忘了他跟我讲过的事。虽然没有再次复述事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