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