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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宕遗址，最为关键的两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的文化遗物以及第五章的墓葬。
前者受到苏秉琦先生不少的指点，后者则受到宿白先生白沙宋墓的诸多影响。
期间，苏亦也尝试着给宿白先生写信求援，没有想到宿先生还真的就给他回信了。
不仅在信件上给他诸多指点，还给了邮寄了不少发掘报告专著。
估计是生怕他远在考古工地查找资料不容易，其中就有梁思永先生编撰的《城子涯》以及《辉县发掘报告》，这两部发掘报告都跟梁思永先生有关，显然，宿白先生也考虑到梁思永先生对他考古学术启蒙的影响。
其中在《城子涯》报告中，还有不少的批注。
这倒是宿白先生一贯的风格，之前在他的《白沙宋墓》里面注释就比正文多。
而宿先生之所以对城子涯批注，主要是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
其中，就有郭宝均、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等人。
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
宿白生怕苏亦不了解这些人的学术思想都一一做了注释。
其实，他对除梁思永先生之外，三个都不算陌生。
郭宝均老先生就不说了。
北大学子对他都不算陌生。
至于董作宾，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稍微对甲骨文有点研究的人，都对他不陌生。
没啥好说的。
三人中，唯一陌生的就是吴金鼎。
然而，苏亦对于这位，还真不算太陌生。
因为，前世在云大读研的时候，就曾经读过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书开创了YN省近代考古学的先河，使大理成为了云南乃至全国进行现代文物考古，田野调查，发掘的重点地区之一。
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说明苏亦是认识吴金鼎的。
而之所以说《城子涯》，是因为河宕遗址调查报告是有借鉴里面的报告内容的。
比如，墓葬部分，提到河宕人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就借鉴了《城子涯》。
因为，《城子涯》这本中国考古的第一部报告就出现了科技考古内容。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代表着中国考古界宽广的眼光。
所以从这部分来说，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并没有什么创新。
就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发掘报告。
然而，这终究是苏亦参与的第一部发掘报告的编写。
除了第四章，墓葬部分，他重点参与之外，第二部分地层堆积，几乎就是他第一次去河宕遗址发掘现场对文化层的分析文字版整理出来的。
来河宕遗址的第一天，曹子均考察他对河宕遗址文化层的了解，他分析完后，正好被商志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