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琦先生。参加发掘的还有王伯洪、安志敏、王仲殊、石兴邦，据说这次发掘据说是为了培训这四个年轻人。辉县发掘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模式，1956年出版《辉县发掘报告》，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考古报告。这些还是很重要的，你们以后有时间去了解一下。”
说着，苏亦觉得跑题，就回归主题。
“说到白老，跟小白你是本家的，所以也顺便跟简单说一下白老的事迹，白老在考古所的资格很老，早年跟随瑞典科学家安特森在河南，甘肃等地采集史前时期的标本，后又参加中瑞西北科考团的工作，这个团，当年梁任公准备让梁思永先生从美国回来参加的，只不过因为行程太赶，错过了。之前黄馆长提到的北大考古培训班，这，其实是文化部社管局跟考古所还有北大联合举办的全国性的考古人员培训班，当时就有一项保留节目，就是请白老讲自己的考古经历，所以这个节目也叫‘考古杂谈’，当时，好多人都听过，估计黄馆长也听过。”
“因为当时考古所很重视长陵的发掘工作，直接把白老派过去当常驻的业务骨干，在发掘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算是60年代初期从考古所退休后，仍在定陵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至于为什么白老只成为发掘工作队的副队长，那是因为白老不是党员，而且还是技工非科研人员，而，队长就是赵其昌，也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学长，当时，他在北京文教会文调组工作，是政府方面的代表，55年担任考古发掘队队长的时候也就28岁。”
说完，他望向众人，“应该比诸位的年纪都要小。”
顿时，沈明忍不住翻白眼，“知道了，你们北大都是人才，你不用刻意强调了，继续说为什么夏鼐先生他们要反对吧。”
苏亦说，“简单来说，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需要发掘的遗址太多了，随便拎出一件来，在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上都比定陵发掘更重要。五十年代的发掘报告，几乎都是经典之作，为什么经典，比如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这些，他们都是开山之作，材料的研究方法竖立了一个典范，成为后来研究的标杆。除此之外，因为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大搞基建，需要考古人员支援地方特别多，比如，当年的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就是因为洛阳的城市基建而发掘的，带头的就是郭宝均老爷子，从某种意义来说，郭老之所以没有参与定陵的发掘，而让白老来，也是因为这个，基建太快，考古人员太少，根本忙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年代会连续举办四届北大培训班的原因。这种背景下，抽动考古所的得力干将去发掘本来保存得好好的长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