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15]（《郭承祐传》）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英宗即位，时局果有不安之势，一则英宗以外藩入继，皇室内部觊觎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7]（卷198注引《直笔》）北海郡王赵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属，心不平”，公开扬言：“岂有团练使（指英宗）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辈，所谓“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则军兵贪财希赏，“时禁卫或相告，乾兴故事（仁宗即位），内给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赐食，众视食中无有，纷纷以为言”，[7]（卷198）军心浮动
在这政治敏感时期，李璋没有辜负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时，进一步确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实为李璋）扣殿阶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