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朝廷内部的敌人，那俩血脉存疑的兄弟，其威胁并不是特别让刘娥所忌惮，比较麻烦的是，仅凭政治手段，怕是很难解决“二侯问题”，同时，还得考虑帝国中央的态度，毕竟，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还是在帝国宗室族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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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隆五年的大汉帝国，从各方面进行着更新换代，人事变革是最显著的特征，经过了平康—端拱时代的“贵族政治”之后，到建隆五年，以寇准、张知白、王钦若、丁谓、陈尧佐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权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与一大批强悍老贵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事实上，勋贵集团与帝国体制的结合是根深蒂固的，对帝国军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一大批的要害职位由功臣勋贵后裔占据，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勋贵“门徒”的身份充任要职
只不过，在帝国中枢层面，贵退庶进，是一种趋势，至少仅靠杨延朗、韩承均、曹玮三人代言发声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头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并掌权之前，有些蛰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这段时期，皇帝有一项举措，就引起了广大勋贵群体的不满表面上看来，只是一项任命，关于郭仪之后兵部尚书的任命，在这个人选上，刘文济没有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从勋贵大臣中选择，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阳布政使张俭
张俭，字仲宝，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状元，历任侍御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阳府判官、河北转运使等职，在雍熙诸多名臣中都是顶尖人物
履历丰富，才识超群，根本无需担心张俭的才干是否足以担当兵部尚书之任，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还曾担任过西北巡检使，主持过对青海地区贼乱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书之任，并不只是军政才干的问题，自世祖时期起形成的规矩，必须得考虑其身份，具体地讲必须是行伍出身，后面又发展成必须是军功贵族出身
虽然只是长期以来朝廷上层权贵中之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并未清晰地总结成条例写在《汉制》、《会典》中，但这种由上下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那些写成条文的制度更具约束性
而一直以来，不管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如何激烈，范围如何广泛，但枢密使与兵部尚书二职，始终都由军旅以及勋贵出身的大臣担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
可以说，枢密院与兵部尚书就是大汉帝国军功贵族阶层的自留地，是们在朝中话语权的保障，们内部或许会发生死活的斗争，但整体的利益也绝不容许被侵犯并且，这样的模式，也在特殊时期对帝国的稳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文济启用张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