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户搜刮得一干二净，这条规律是恒定的，往前一千年是这样，往后一千年也是这样，土地集中国有化的后果就是朝廷作为最终的大地主剥夺掉小民的一切劳动成果。”
“这种亏从前九边的军户吃了一次，把太祖皇帝设定下来的屯田制给弄垮了，现在要是再教南兵吃一次，这蓟镇军饷的情形只会越来越糟，我虽然当过农民、矿工，但我绝不赞成‘平分公田’的这一套道理，这是反贼拉旗造反时才喊出来的口号，寻常年景下是行不通的。”
陈蚕回道，
“我就觉得种田是条路子嘛，分下来的田，白白荒在那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倘或咱们都撂开手不种，大概没过几年，要么是被哪家圈去了，要么就是被山西、徽州来的商人拿去当商屯了。”
吴惟贤道，
“其实我倒巴不得被这田地被谁家去种了，若是商人们圈了地，他们并不敢役使军兵，只能花银子雇工耕种，种出来的粮食一样是交给户部和运司衙门，咱们是得钱又得粮。”
“至于边将大族，他们为了稳定人心、豢养家丁，不敢对军兵奴役过甚，说是说边将侵占屯田，朝廷不也一样向他们收税？反正只要种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种公田要尽心，这公田种了实在没意思，我是不忍心让大家去作这无用功。”
却不怪陈蚕和吴惟贤有如此一番言论，到了万历十六年，军人自己种田自己吃粮在九边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统”在无论哪个朝代都无法作为长久之计外，商人和边将对军田的蚕食也是造成这般局面的一大缘故。
实际上除了陈蚕和吴惟贤这种对军户能感同身受的营兵，能够合法役使大明的边将军官也是乐见军户士卒逃亡的。
正如吴惟贤所言，历朝历代能创造财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类趋利之本能，当军官们发现逃亡的军户数额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时，他们反倒放弃了追补逃兵。
虽然“勾军”也是一笔能通过敲诈补偿收入的合法来源，但是由于军户的处境实在太过艰难，自宣德、正统以后，不仅逃兵在跑，连从卫所派遣出去勾军的官旗追补员也趁机跑了，于是将官们干脆开始将逃亡军户抛荒下来的大片田土占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样雇佣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种。
这套土地国有化重新转为封建私有制的历史过程在戚家军成立之前就已经在九边完成了，在戚继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甚至给予了边将军官们和南方地主一样的税收待遇。
虽然屯田减少的数量与边将大族田地增加的数量严重不对等，但军户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工进城潮，九边的军田留不住人，对户籍进行严苛控制的高压行政手段又不复存在，朝廷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