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