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建立巡逻体系，镇压鞑靼人反抗，并将喀山作为后续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年)和西伯利亚汗国(1582年)的跳板。
其二，实施“差异政治”与间接统治。沙俄允许归顺的鞑靼领主保留部分土地和司法权，但需向莫斯科缴纳赋税并提供兵役。例如喀山汗国末代王室成员，就被直接纳入沙俄贵族体系，换取其对地方部族的号召力。
而在文化上，沙俄并未强制推行东正教，允许当地人保留绿色信仰，但限制新建绿寺的规模。鞑靼语也作为地方行政辅助语言，用于税收和司法文书。
其三，经济资源攫取与贸易垄断。沙俄控制伏尔加河航道，喀山成为沙俄垄断伏尔加河皮毛、粮食贸易的核心枢纽，鞑靼商人需向沙俄海关缴纳高额通行税。
而在土地方面，则出现了国有化与农奴制扩张。沙俄通过没收反抗贵族的土地，分封给俄罗斯服役贵族，并引入农奴制开发伏尔加河流域农业资源。
其四，宗教方面进行象征性同化。伊凡四世在莫斯科修建圣巴西尔大教堂(1555年)以纪念征服喀山，强化东正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意识形态存在。而在喀山城内则增建东正教堂，但避免直接摧毁鞑靼人宗教场所，以减少抵抗。
总之，沙俄这种“军事威慑+文化包容+经济剥削”的复合治理模式，使其能以较低成本将喀山转化为东扩的战略支点，并为后续控制多元民族地区提供了范本。
在这些前提之下，阿列克谢西逃之后趁着喀山本地的混乱，居然代替沙皇行使起了当地治权。不过，他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本就是伪德米特里一世的重要支持者，是这位伪帝的金主之一。
当然，如果说得更深一些，斯特罗加诺夫也并非在伪德米特里一世这一根藤上吊死，他们实际上是多方下注——不仅在莫斯科的争斗中“谁赢他们帮谁”，而且对于一些有志于沙皇之位的野心家，只要显露出一定的成功机会，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也不吝相助。
在这样的家族方针之下，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作为沙皇俄国东部的大豪族，成为沙俄东扩的主要推动力，同样也成为东扩之后获益最大的沙俄豪族。
这个家族最初通过索里维切哥茨克的盐矿生意积累财富——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带来稳定收益，这一点无论在东方或者西方，都是一样的。随后，该家族将商业版图扩展至西伯利亚皮毛贸易，利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资源获取暴利。
凭借与沙皇的密切关系，家族获得卡马河、楚索瓦亚河上游土地开发权，并享有税收减免和军事自主权，形成“国中之国”的经济体系。
1579年，正是该家族雇佣了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