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跟高拱走得近是因为志趣相投，只会认为他们臭味相投。李春芳素来信心学，务虚已经成了习惯，当然看不惯高、张二人动辄变易祖制的做法，在他看来，只要天下官员人人坚持修养，不说举国君子，满朝君子之下，国家哪有不好的，根本不必费尽心力搞那些名堂。
赵贞吉听了李春芳的点子，也觉得刻不容缓，是得去联络一下陈以勤。
眼下局面越来越严重了，虽说高拱还朝之后已经两次主动上疏，说自己事权过甚，请求辞去吏部尚书，可连续两次，隆庆帝都是毫不犹豫的“不准”，这就很麻烦了。
赵贞吉也是心学门人，与李春芳一样，他也觉得朝廷内部团结大于一切，只要人人皆修君子之道，何必那么严苛？说句不客气的话，早年太祖时，吏治严苛到什么程度？那时候难道就天下清平喜乐了？
所以赵贞吉总觉得高拱对吏治的一些改革，都是闲得没事做，张扬自己的声威罢了，除了闹得百官胆战心惊，什么效果都不会有。
至于为什么李春芳只是出主意，而要赵贞吉去联络陈以勤，其实原因很简单：赵贞吉和陈以勤属于“乡党”，也就是二人都是四川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情况并非后世独有，历代为官者，都很容易因为同乡而形成乡党。
李春芳对赵贞吉道：“高、张有今日之势，无非昔年裕邸之旧情，圣上念旧而已。而松谷公(陈以勤号松谷)昔年亦裕邸旧臣，观我等今日之弱，所缺便在旧情二字。是以，若能说动松谷公与我等保持一致，内阁便能再获平衡。”
赵贞吉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陈以勤也曾经长期担任裕王讲官。而且他还知道陈以勤当年有为了保护裕王，曾经智斗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一大功绩。
世宗当时仅余二子在世，因此建有两个王邸，却不肯立太子，故对东宫太子位的争夺激烈。严嵩父子那时也有更换裕王“实际储君”之位的阴谋。有一天，严嵩派其子严世蕃问陈以勤：听说殿下近来有些迷惑，不知对他的老子说了些什么？
陈以勤以十分严肃的态度答道：“国本早就默定了。裕王生下来就取名载垕，垕者从后从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
因垕字是土字上有一后，后在远古是国君的称谓(无风注：夏朝的国君称“后”，故又称夏后氏。)，后在土上是表示君有大地。中国这块大地又被古人理想为九州、九域。故陈以勤将垕字作了上面的解释。
当时陈以勤接着又说：“其他王子殿下的讲官都是检讨担任，独裕王的讲官兼用了编修，这就是相辅的意思。裕王殿下还常说今首辅(即严嵩)是治国的能臣。你从哪里接收到这些流言蜚语。”陈以勤一席话说得严世蕃无言以对，只好不声